让宁远侯赔他一文钱好了

李成梁刚回京，就干了两件事，批评李成梁无法无天；也没有任何一个御史趁着过年前还有两天，上奏骂李成梁打人，宁远侯前脚从通和宫出来，后脚就进了大茶楼揍人，这打人究竟是谁的意思，不言而喻。

显而易见，赵南星这顿揍，白挨了，之前李成梁回京就揍过贱儒，多打几次，大家也就习惯了。

赵南星不得人心，连士大夫阶级都看不起他，王师援朝戡乱，堂堂正正，可这赵南星，以黩武罔民，弃社稷于危旌斥王师灭倭，如此迁阙之论，还自诩直臣风骨，连士大夫都无法认同了。

毕竟现在的大明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都还是天朝上国，跪习惯了，膝盖生根的贱儒，还没那么多。

京师在欢天喜地的准备过年，而大明皇帝先后去了南海子看望了墩台远侯、海防巡检的家眷；去北大营见了十王城宗亲；在武英楼又发了一笔过年银，不过京营锐卒也就每人一枚银元，大概能买一百斤猪肉；去西山煤局、永生毛呢厂视察了过年防火事宜，接见了工匠们，询问了王家屏推动的工会。

王家屏认为工会要建立在全机械工坊，以及匠人普遍读书明理的基础上。

但这里面又有一个悖论，那就是匠人的孩子读了书，大部分都不愿意让孩子再在工坊了，能留下的少之又少，工坊的活儿很累也很重，不够体面。

工会还是任重而道远，道阻且艰，但工会已经有了实际性的进展，至少超额利润分配都要张榜公告，钱具体花到了哪里，都会公示，算是又走出了一小步。

腊月二十五，大明皇帝在皇极门，见了外官、耆老、百姓，近千名随机挑选的各阶层的百姓，被召集在了皇极门面圣，在皇极门左右廊，写下了自己最关切的事儿。

廊庙陈民念，丹墀问政典。

自万历二年，张居正要稍复祖宗成法，让皇帝见外官后，这个制度一直执行的很好，朱翊钧作为皇帝，从来没有一天会缺席。

这一千多份奏疏，朱翊钧都会挨个过目，在来年初六上班的时候，发到内阁处置。

当然，这个制度，也不可避免的出现了一些形式化，多数的奏疏都是歌功颂德的马屁，或者是有人教他们，或者是不太敢表达自己的意见，大部分的奏疏没什么意义，但只要有一本反映到了民间疾苦，就是制度胜利。

大明发展日新月异，一些个之前完全没有预料的问题，困扰着百姓，比如因为自由流徙导致的治安问题，一些个惯犯，四处流窜作案，因为海捕公文的地域性，导致恶贯满盈的恶犯，这边犯罪，那边偷偷藏匿。

丹墀问政，也算是汉代公车上书制度的延续，至少有个口子，能让皇帝听到万民的声音，哪怕是只有一道缝儿。

下情上达，总是那么的困难，朱翊钧非常愿意了解百姓的衣食住行，朝阳门外的民舍，不代表普遍性，朝阳门外的民舍，已经是一些乡野百姓，朝思暮想的生活了，即便仍然十分的艰难。

“陛下，先生来了。”张宏从门外走了进来，俯首说道。

朱翊钧放下了手中的朱笔，说道：“快请。”

“臣拜见陛下，陛下圣躬安。”张居正俯首见礼。

“免礼，坐坐坐，国朝已经休沐，先生怎么突然来了？”朱翊钧让张宏泡了一杯好茶，有些奇怪的问道。

张居正看着分门别类整理好的奏疏，略微有些感慨，陛下过年也没闲着。

朝廷已经休沐，除了值班的官署都已经休息了，但陛下还在处理着大堆大堆的奏疏，张居正端着手，略显郑重说道：“陛下还没休息，臣不敢懈怠。”

“《尚书》有云:皇天无亲，惟德是辅，陛下垂拱勤政，夜批玄霜，寒岁亦不辍万机，乃国朝万幸，然国势非旦夕而成，还请陛下稍释案牍之劳形。”

张居正以严苛闻于朝，但看着大过年也不肯休息的陛下，还是劝了两句，要注意劳逸结合。

朱翊钧笑着说道：“朕年轻，火力旺，再说闲着也是闲着，看几本奏疏而已，不碍事。”

张居正见劝不动，反思了自己是不是在讲筵的时候，有些用力过猛，可事已至此，已经没什么用了。

张居正放下了思虑，开口说道：“臣为侯于赵奏疏而来，他的安边六策，这）。

在秘鲁的金鸡纳树种植园，其实产量很低，到了爪哇反而如鱼得水。

“所以说，需求远大于供应，看得见，这奎宁的价格都会居高不下。”朱翊钧也没什么好办法，这年头，他能做的就是让总督府多种树了。

卖笑的，根本卖不过卖药的，卖药确实赚钱。

张居正主和陛下讨论大明税赋结构的改变，在张居正看来，商税比例进一步提高到七成以上，才能说国朝财税真正健康了起来，如果占到了九成以上，就可以讨论农赋进一步减免之事了。

“倭国今年的米，比去年涨了四倍，已经八十文一斤了。”张居正说完正事，说起了倭国。

倭国米价腾飞，再次闹得连大明京师都听说了。

“大明米价几何？”朱翊钧问起了大明的粮价，不同时间、不同地区的米价都有所区别，但大明的粮价总体趋于平稳。

冯保拿出了备忘录，翻到了粮价的地方，递给了陛下说道：“最贵的是松江府，一斤米价要五文每斤，南衙低一点是三文，北衙是五文钱两斤。”

作为陛下的内相，陛下有疑惑的时候，就要为陛下解答。

“朝阳门外粮市口现在五文钱买得着两斤米吗？”朱翊钧看着冯保的问道。

冯保平静的说道：“早上宫人采买的时候，臣专门问了，现在朝阳门粮市口还降价了，这过年都囤好了年货，卖不动，只能降一点。”

冯保不敢在粮食这件事上，欺骗皇帝，粮食产量，粮食价格，因为陛下真的懂，而且陛下很关心粮价。

朱翊钧眉头紧蹙的说道：“这倭国的米，三十倍到四十倍于大明，就没有海商不顾禁令，铤而走险，货粮入倭吗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张居正非常肯定的说道：“钱帛动人心，这些海商若是真的那么遵纪守法，就不是海商了，但是粮食到倭国后，也卖不上价儿。”

“陛下，倭国临海，太平洋暖流之下，倭国的气候、降水还算不错，粮食产量不是问题，这不是天灾，而是人祸，是有人想让粮价那么贵。”

“大明商贾总不能在倭国开粮铺，也是把粮食卖给倭国的买办。”

“这些个买办，从大明商贾手里便宜买入，然后高价卖出，所获厚利，都买了大明的奢侈之物，绫罗绸缎，茶瓷砚印。”

粮食价格高了，种地的农夫不见得会获益，粮食价格低了，种地的农夫会损失巨大。

谷贵饿农，谷贱伤农，这是千年以来老祖宗的智慧，粮食贵了，先饿死的反而是农夫。

大明商贾发现运粮过去，无法获得厚利，再加上国法禁令高悬，自然不愿意做这种买卖了。

“这次的涨价，主要是让倭国的平民承担战败的代价。”张居正十分肯定的说道：“以前，大明也干过。”

“庚戌之变，俺答入寇，京师粮价一日三涨，最高时一斤粮两百文，就这还有价无市，保定粮价涨到了一百三十文。”

“台州府兵凶战危时，整个浙江米价曾经涨到了四文每斤，台州府涨到了四十文。”

张居正不仅批评倭国，也批评了大明，大明在北虏入寇、东南倭患的时候，粮价出现了极大的波动，百姓苦不堪言。

米价就是战争的晴雨表，身在后方的平民，受限于有限的消息渠道，对前线战争是无法了解全貌的，战报战线无法了解，但物价，是身边的事儿。

战争态势如何，可以从米价上去反映，战败的代价，总是由平民去承担，古今中外，莫概如是。

“等一下，先生你等一下，你说，台州府告急，浙江粮价涨到了四文一斤，那没闹倭患的时候呢？”朱翊钧眉头一皱询问其中详情。

张居正解释道：“三文两斤，戚帅守台州，倭寇退后，恢复到了三文两斤。”

“也就是说，现在松江府的米价，比当年兵凶战危的浙江米价，还要贵！”朱翊钧抓住了重点，松江府的物价也太可怕了，一斤米要五文钱了。

战争威胁下的浙江，米价才还没现在松江府米价高。

这不知道的人，还以为松江府被倭寇袭击了！

“浙江的四文一斤，维持了几个月，松江府这个价格，维持两年多了，今年怕是还要涨。”张居正小心的提醒陛下，松江府的物价高的非常稳定！

“松江府的粮价得降下来，最起码不能再这么涨了，再涨要饿死人了。”朱翊钧做出了明确的指示，松江府作为大明最自由的地方，万历维新的桥头堡，无形的大手，比有形的大手对市场的影响力更强。

但是，粮食不能炒作，不能涨价，涨上去，会把百姓饿死的，就像是京师和辽东的煤一样，别的可以炒上天，煤不行，煤价腾飞的结果，就是百姓冻死。

倭国是倭国，倭国粮价就是涨到一两银买一斤，朱翊钧也懒得管，最好统统饿死，省的减丁了。

但松江府，朱翊钧要管，要朝廷主动干预，调度粮食配给，让物价维持在一个平稳上涨的趋势中，才能保证经济有足够活力的同时，百姓不会被饿死。

其他的，朱翊钧不打算管那么多，行政力量的过分干涉，反而不利于市场的稳定和有序发展。

无形和有形的大手，就像是阴阳两仪，完全交给无形的大手，那是朝廷推卸责任的做法，完全依赖于有形的大手，畸形、臃肿、僵化接踵而至，也无法长久。

朝廷要起到主导作用，主体经济和引导市场。

张居正谈到了赋税，进而谈到了粮价，主要是说和倭国就矿权谈判的问题，高启愚要在年后离开大明出使倭国，究竟多拿多少，需要画一条线来作为参考，倭国局势越不妙，大明能拿到的东西就越多。

“那个陛下，宁远侯把赵南星给打了。”张居正说完了正事，说起了李成梁。

朱翊钧笑着说道：“打就打了呗，朕让宁远侯打的，骗朕廷杖，他想都别想！怎么了？赵南星又干什么了？”

很多读书人故意发表一些逆天的言论，也不是真的不知道真实情况，就是故意骗廷杖，或者说骗朝廷的威罚。

只要被朝廷限制，立刻就以一副受害者模样，大叫着‘我说对了，戳到了朝廷的痛脚’为荣，反而会聚集一些不明真相的百姓，跟着起哄，弄得一地鸡毛，鸡犬不宁。

朱翊钧不打廷杖，要打就是往死里打，李开芳除外，李开芳那是稀缺人才。

李成梁作为武夫，做这种事，就刚刚好。

“他去顺天府衙门报案了。”张居正略显无奈的说道：“这宁远侯是武勋，要走八辟，顺天府衙门不给办，让赵南星到北镇抚司衙门报案，这事儿不归他们管。”

要走八辟的宗亲、文臣武将，都是北镇抚司办，所以赵南星跑去顺天府衙门报案喊冤也没用。

“这样吧，让宁远侯赔他一文钱的汤药钱好了。”朱翊钧眼珠子一转，出了个好主意。

羞辱，巨大的羞辱。

用一文钱羞辱赵南星，本来赵南星是讨公道，不在乎钱，读书人太在乎铜臭味儿，会被嘲讽道德滑坡。

在传统儒学的价值体系里，对读书人道德要求是重义轻利，一文钱这个数儿，就是羞辱了赵南星两次。

张居正额头青筋跳了一下，他没记得自己讲筵的时候，教过这种折煞人的方式，这不是他教的，肯定是冯保教的了。

肯定是了，宦官整人，总是很有一套！

“他要是不堪其辱，可以自缢，朕敬佩他是个汉子，再给他官葬！”朱翊钧十分确信的说道：“舍得一身剐，能把皇帝拉下马！他有胆子就自缢，学那浙江巡抚朱纨，自杀明志，朕就佩服他志向高远，朕就给他低头认错。”

“他敢吗？”

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，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。

卑鄙的人总是依靠着自己的卑鄙，处处占到便宜，甚至能占到舆论的高点上，对他人指指点点，高尚的人，却因为自己的高尚，只能把高尚写在自己的墓碑上。

朱翊钧对朱纨的事儿，非常非常在意，如此这般求荣得辱，天下谁还为他这个皇帝，出生入死？

“他不敢，要是有这个胆子，也不是贱儒了。”张居正非常确切地说道，他要是敢，就不至于沦落如此了。

大明也有批评家，林辅成甚至触怒了皇帝被流放到了南洋考察种植园经济；李贽作为批评家，批评的内容言之有物，大明皇帝甚至还会摘抄几篇发到邸报上，让天下臣工引以为戒；

但赵南星不是，他不敢把问题剖析的太清楚、太明白，因为会得罪他不敢得罪的人、得罪给他钱的人。

他甚至不敢太胡闹，明知道是皇帝让李成梁这个黑手套动手，但是赵南星不敢到皇极门伏阙，因为他知道去了必死无疑。

张居正的判断没错，赵南星甚至没敢到北镇抚司报案，他知道只会换来更大的屈辱。

赵南星选择了忍气吞声，等过完年回江南，继续讲学。